张维迎:研究当代中国企业家,王石是一个绝佳的活标本

首页 > 其他   发布机构: 和君商学  2019-12-04 22:00

张维迎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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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系《我的改变:个人的现代化40年》(王石著 三联书店 2019-10)“序一”。 研究当代中国企业家,无论从哪个方面看,王石都是一个绝佳的活标本。 他成就于改革开放年代,也帮助塑造了这个时代,把他的印迹刻在这个时代。 王石是天生的领袖人物。他个性张扬,以自我为中心,我行我素,追求与众不同,不循规蹈矩。他有强烈的征服欲和表现欲,喜欢冒险和挑战,甚至愿意冒着死亡的危险证明“我能,你不能”。他喜欢领导别人,不愿被别人摆布。自然,无论在部队当兵,工厂当工人,还是在铁路局当技术员,政府机关当科员,他都感到憋屈,活得很痛苦。他又憋不住,一有机会,就锋芒毕露,喧宾夺主,甚至搞恶作剧,寻找自己的存在感。他让上级难堪,上级怎能不给他小鞋穿? 像王石这样的人,如果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,大概会拉起一杆大旗,招兵买马,杀人越货,即便不能打得一片天下,也能占山为王。但,他没有生活在那样的年代。 幸运的是,当他进入而立之年的时候,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他有了彰显个性和才华的机会。这就是经商办企业。下海官员不少,但王石下海早。1983年,32岁的时候,他毅然辞去广东省外经委的公职,离开广州,来到深圳,自己创业,开始了他的企业家生涯。 2017年,王石出席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,在中国商业心灵环节讲述他人生中的“三座大山”。 作为企业家,王石的标志性成就是万科房地产公司。他做得可圈可点。以下三点特别值得一提: 首先,他创办的万科房地产公司是中国房地产界的一面旗帜。 万科从1988年开始做房地产,到1992年,就成为房地产业的老大,并持续数十年。老大,不仅是因为它的规模大,更由于它在房屋设计、建筑施工、质量管理、服务理念等多方面的引领作用。目前为止,万科仍然是众多房地产企业模仿的对象。冯仑早就说过:“学习万科好榜样!” 万科是住宅产业化的领跑者。所谓“住宅产业化”,简单地说就是像造汽车那样造房子,把尽可能多的比例在工厂制造预制件,然后到建筑工地组装成房子。住宅产业化,不仅彻底改变了房地产业的价值链,节约了建筑成本,加快了建设速度,带动了产业升级,而且对资源和环境保护带来了积极影响。说万科改变了中国房地产生产模式,并不夸张。 其次,万科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引领者。 万科1988年发行A股、1993年发行B股时,就建立了比较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。所谓现代企业制度,就是用“法治”而不是“人治”的方式,处理股东、董事会、职业经理人、员工之间的权责和利益关系。万科的现代企业制度不仅写在纸上,而且落实在行动中。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,王石又建立了万科独特的企业文化,这既包括万科一直奉行的“简单、责任、规范、透明”的商业伦理,也包括避免任何独裁倾向的个人权力制约机制。正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独特的企业文化,保证了万科稳定的权力过渡,让没有了王石的万科仍然是万科。就此而言,万科对中国企业发展的影响远远超出房地产业界。 当然,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,没有完美无缺、一劳永逸的制度和文化。2015年开始持续两年的“万宝之争”,暴露的不仅是万科自身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,而且是企业经营中永恒的主题,即企业家与投资人之间的冲突。这种冲突可能是利益的,也可能是观念和认知的。“万宝之争”中,王石说自己捍卫的是“万科文化”,宝能要行使的是大股东的权利,各有各的道理。法律上讲,权利优先于文化,但真实世界要复杂得多。在我看来,流行的公司治理理论的一个主要缺陷是没有考虑企业家精神,把股东与经理人的冲突仅仅理解为利益的冲突。

2015年,王石参加巴黎世界气候大会
第三,王石坚持“不行贿”的原则,为中国企业家竖起了商业伦理标杆。 王石不仅在公司内部立了“不行贿”的规矩,而且多次在公开场合高调宣称万科“不行贿”。他说这话,大部分人有理由抱怀疑态度,因为在中国做生意,尤其是搞房地产,一些资源都控制在政府手里,在一些地方“不行贿”确实很难。 第一次听王石说“万科不行贿”,我也不相信,觉得他不过是唱高调而已。毕竟,在我们这样的社会,说假话的心理成本并不高。但对万科和王石本人有了更多了解后,我信了。 一则,王石看得比较远。他认识到,靠行贿做生意只是一种过渡期的现象,你现在行贿可能得到短期利益,但未来肯定会被淘汰掉。不行贿的人,现在做得很辛苦,但将来企业会发展得更好。万科坚持不行贿,拿到的土地价格比别人高,位置比别人差,这就使得它只能靠质量取胜,把房子盖得更好,客户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,时间长了,反而炼出了真正的市场竞争力。 二则,不行贿,也是王石追求与众不同的表现。当大部分房地产企业家以胡雪岩为榜样,靠行贿获得资源的时候,如果他也学习胡雪岩,就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商人而已,没有自己独特的价值。王石反其道而行之。他认识到,每个人都有魔鬼的一面,也有天使的一面,官员亦如此。别人利用官员魔鬼的一面赚钱,我为什么不能利用官员天使的一面达到同样的目的?确实,当万科成为一个品牌的时候,反倒成了地方官员争抢的一种稀缺资源。 人们通常把企业家与个人财富联系起来,认为当企业家就是为了赚钱,积累个人财富。熊彼特早就批驳了这种简单化的观点。他认为,企业家有超越利润的目标,包括建立自己的王国和证明比别人更成功(“我能,你不能”)。但话说回来,在市场经济中,利润和财富毕竟是衡量企业家成功与否的标志,也是企业家实现其他梦想(如当慈善家)的手段。 但是,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下,赚大钱和干大事之间很容易发生冲突。作为企业家,王石很理解这种冲突。所以,他选择了做大事,不是赚大钱。1988年万科进行股份制改造时,王石放弃了应得的个人股份。他说,他这样做有三点理由:一是大众讨厌暴发户形象,他不想让人讨厌;二是家族没有掌管财富的DNA;三是中国社会有根深蒂固的仇富心态,他不愿让自己成为他人仇恨的对象,更不想惹来杀身之祸。名利之间只能选择一项,或默不作声地赚钱,或两袖清风实现一番事业。他选择了后者。他不仅放弃了自己应得的股份,还选择国有大企业香港华润集团当万科的大股东,把自己变成纯粹的“职业经理人”。 我不是很赞同王石的这种做法。王石虽然是一位勇士,但不敢和现实与传统文化发生正面冲突,这是令人遗憾的。如果所有企业家都像他这样,中国何时才能进一步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? 王石这样做也为后来的“万宝之争”埋下了隐患。企业家和纯粹的职业经理人是不同的。企业家雇用别人,职业经理人被别人雇用。企业家的控制权需要股权的保护,没有股权的保护,控制权就难以保证。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一次论坛上,我曾对王石讲:你把一幅画挂在墙上,钉子很牢固,但这面墙随时可能塌下来。他不以为然。在“万宝之争”中,王石无论在心态上还是做法上,都把自己当作创办万科的企业家,而不是职业经理人。当然,如果王石不选择华润集团当大股东,万科能否如此成功,是否会发生后来的控制权之争,我们也不好说。但当宝能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时,王石甚至还放话说万科不欢迎民营企业,这是我不理解的,也无法苟同。 王石确实想做大事,不想赚大钱。对王石来说,做大事比赚大钱更有成就感,更令他兴奋。这一点也表现在他很早就开始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上。他认为,一个成功的企业家,应该着力于建立制度,培养团队,当你不在的时候,企业也能运转得很好,而不是离开你企业就没法运转。他想把万科作为自己留给社会的遗产,不想让万科随他而去。所以,早在1999年48岁的时候,他就卸任了总经理一职。 但对像王石这样的人来说,放弃权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辞去总经理的头两个月,他非常痛苦,常常在办公室坐立不安,工作时也常常忍不住越界。与许多处于类似情况的人不同的是,王石没有想方设法把权力拿回来,让接班人当傀儡,而是索性去登雪山,一走就是半个月、一个月,有意识地把自己与公司团队在物理上隔离开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,他慢慢适应了。 2017年,王石出席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,在中国商业心灵环节讲述他人生中的“三座大山”。
登雪山,特别是在52岁时登上珠穆朗玛峰,让王石成为名副其实的公众人物,他的社会影响力更大了,甚至开始为一些国际大公司做广告代言人,将广告收入捐献给公益组织,被媒体塑造成企业家的道德楷模。 王石很享受作为公众人物的光环,为他自己,也为万科。这符合他做大事、不赚大钱的追求。但对企业家来说,当公众人物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在他事业和声望处于顶峰的时候,2008年,相继发生了“拐点论”和“捐款门”事件,让王石不仅受到地产界同行的批评,而且陷入公众舆论的漩涡,有网民留言:“虽然你登上了珠峰,但你的道德高度还没有坟头高。”他的声望一落千丈。 一个人对自己的反思,通常从低谷开始。2008年是王石人生的转折点。“拐点论”和“捐款门”事件,第一次让他重新认识到了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。他想远离舆论和商界,重新塑造自己。从60岁开始,他相继去了哈佛、剑桥、牛津和希伯来游学,做访问学者,很认真地学英语、读文献、搞研究,坚持数年不悔。他也更多地介入环保和慈善事业。 在许多人看来,王石留学,不过是作秀而已,我自己也曾有这样的看法。但现在看来,他是真诚的,他想改变自己,丰富人生,理解不同文明和文化,活得更有价值,为自己,也为社会。在剑桥,他选择“犹太人的东亚迁徙史”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,如果没有追求学问的精神,是很难想象的。 像王石这样的成功人士,做什么都能成为他人模仿的榜样。去年秋天我去哈佛参加一个会议,碰到我原来的一个学生,也是做企业的,正在哈佛做访问学者,之前已在哥伦比亚大学访学一年。他告诉我,他游学是受了王石的刺激。他说,自己做企业做不过王石,难道读书也读不过王石吗?但他读书能否读过王石,还真不好说。
2019年9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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